马东，这个名字过去总是与马季相连。他是已故相声艺术大师马季先生的独生子，曾被父亲坚决地挡在演艺圈之外。

　　而今，这个名字更多地因央视名牌栏目《文化访谈录》而响亮。制片人与主持人，他一人担纲。带着对文化的敬畏和文化给予他的幸福感，寻找当代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在历史坐标系中的位置，传递一种澄澈而温暖的文化向往。

　　兜兜转转了一大圈，他的人生还是写在了文化与艺术的边上。只因，热情与梦想都在这里。

　　马东说，做《文化访谈录》让他很享受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在访谈中不断验证自己对人与事的猜想。如果预想被验证了，他欣然；如果嘉宾的真实超出了自己的以为，他惊喜。

　　而这一次，对马东的专访，于我们又会是什么？

　　我们在北京见到了39岁的马东，他侃侃而谈，却不咄咄逼人；立场坚定，又显得温文谦和，我们欣然。

　　进而，见到一位电视人对时代清醒而不焦躁的审视，见到一种“文化情结”在事业与人生中淡定且执著的演绎，这些超出我们“以为”的真实存在，使得这次关于马东“写在《文化访谈录》边上的人生”的专访，超越了个体生命的记录与呈现，指向某种关乎文化与社会的思考与情怀。

　　一声“叔叔”，差点把马季的眼泪喊下来

　　对面的马东，身形富态，衣着简单，脸上时有笑容。这时的他，褪去聚光灯下的犀利与活跃，显得沉静、平和。

　　当聊起那份带着些许调侃味道的简历时，马东一声叹息，笑说“痛恨”。他的人生远不是如此轻松诙谐，如此波澜不惊，不过，他还是慷慨道：“王朔不是说过嘛，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。”

　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“表达”，我们在必然的“误会”中，试图更清晰地解读马东的人生、触及他蕴藉在节目之中的思考与情怀。为何没有子承父业？又为何兜转多年后，在而立之年闯入主持人行业，书写一份有关《文化访谈录》又远远丰富于此的人生？

　　1968年12月，马东出生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，那是母亲于波的故乡。

　　马季曾说：“马东出生在圣诞节，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，但对于马东来说却不妙。”

　　那是一个慌乱的年代，从结婚到儿子降生，马季都是在“挨斗”中度过的。马东长到60天大时，被母亲用十几层毡毯被褥层层叠叠裹着抱回北京。那天，马季本想请一天假到车站接母子，结果只被批准半天，下午照旧要回单位接受“帮助”。马季乍见“特大号”马东，惊为庞然大物。后来剥茧抽丝，层层破译，小马东终于现形时，马季蹦出了给儿子的第一句评价：“怎么就枣核儿那么大！”

　　不久，马季被发配至东北嫩江干校改造。于波是部队文艺兵，时常随队演出，四处游走。年幼的马东不得不被寄养在母亲好友的家中。

　　再次见到父亲时，马东已近3岁。

　　马季重回北京后，头一件事就是和妻子一起去接儿子回家。

　　那天马季一进门，正看见马东钻在桌子底下淘气，照顾马东的黄阿姨喊：“小马东，你看谁来了？”马东好奇地从桌子下面爬出来。当时他已经会叫人了，但特别“怵窝子”，愣是躲在黄阿姨腿后面喊了一声“叔叔好”。这一声“叔叔”，差点儿把马季的眼泪喊下来。

　　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日子，从那时候才真正开始。

　　而事实上，马季工作繁忙，常常要到外地采风或演出，一年总有8个月到10个月不在家。

　　那时候马东对父亲的认识是，“除了知道他是我爸爸，其他都不知道”。

　　幼年的马东对父亲是干什么的根本没概念，只知道他朋友很多，经常把朋友带回家，聚在一起嘻嘻哈哈，走马灯似的来，走马灯似的去。

　　马季带回家里的朋友大都是广播说唱团的一些老友，唐杰忠、赵连甲、李文华、郝爱民是家里的常客。来“串门”时，吃东西，聊天，很随意。

　　马东上幼儿园时，忙于工作的马季，很少送马东去幼儿园，偶尔一两次去送，马东就记得格外清楚。马季骑着自行车，马东坐在前面。父亲一路上再三嘱咐他别把手放在刹车闸那儿。“那时候没有电视，认识父亲的人也不多，偶尔碰到认识的人，就会打招呼，我去幼儿园的沿路跟他打招呼的人会很多。也只是点个头，用点头表示一种善意和尊敬。”

　　马季严正嘱咐来家里串门的师友、徒弟，谁都不许教马东说相声

　　当然，马东是在相声里泡大的。

　　即使父亲马季“蛮横”地把独生子挡在相声艺术的大门之外，马东还是天然地和曲艺亲近着。

　　马东4岁半时，就把整段近20分钟的快板书《奇袭白虎团》一气儿背了下来，马季当时生生地吓了一大跳，赶紧问他是跟谁学的，他说是收音机。

　　马季创作相声时有一个习惯，要一遍一遍地念、说，怎么上口怎么写，通常都是一人扮演甲和乙两个人，自己对词。马东特别喜欢看这个，马季哄他进屋去玩儿，他就坐在屋里侧着耳朵偷着听。

　　《舞台风雷》一写完，马季就把弟子赵炎找来：“今天下午4点出发，清华大学演出。”赵炎忐忑：“马老师，我行吗？”马季说：“行，你一定行！”说着两人就在家里排练起来。

　　排练中赵炎忘词了。这时候马东憋不住了，从里屋出来，一探头，帮赵炎把台词接上，完了对他说：“连我都记住了。”

　　马东对相声的喜欢，马季是知道的。

　　马东经常偷偷翻看父亲创作的本子。那时正上学，马季催他早点睡觉，但没多久就听到他在房间里“哈哈哈”大笑，原来是在看《四大本》，都是些相声小段，刘宝瑞回忆的，看到精彩处，忍不住大笑。

　　上中学的时候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马东是听着相声睡觉的。每天晚上，拿一个录音机，放一盘相声的磁带，听着，笑着，就睡着了。“笑完，他都掌握了。”这是马季在很多年后写下的回忆。

　　马季还说起，有一次自己创作了一个段子《地名学》，兴致勃勃地念给马东听。马东当时十几岁了，于波也在旁边。念完了，于波摇头。马东说：“思想性不强。”然后就走开了。马季原以为儿子还小，不懂，没想到他一句话就讲出了这个相声初稿的薄弱之处，让马季大为感叹。

　　但即使有如此种种的发现和知道，马季还是坚决不让马东说相声。他甚至严正嘱咐来家里串门的师友、徒弟，谁都不许教马东说相声。

　　为什么？马东甚至没有听父亲亲口解释过，但如今的他说，“我理解”。

　　马季曾经说过一句得罪人的话，他说：“我太喜欢相声了，但是我太讨厌这支队伍了。”马东懂得一位老艺术家对相声朴素的挚情，并心怀钦佩。

　　理解，或许仅仅是因为这是父亲的决定。马东明了父亲对自己的情感和期望，尽管从未借助话语表达过。

　　转了一大圈，他的梦，还在艺术里

　　阴差阳错，马东学起了计算机。17岁时，他独自留学澳大利亚。

　　留学这件事，让马东很是兴奋。拿到护照后，他得意地去了趟国内第一家涉外商店北京友谊商店，从一个门进去，又从另一个门溜达出来，什么都没买，纯粹是心理上过了把瘾。

　　留学这件事，马季也很赞成。马季13岁时就离开家，独自到上海当学徒。在他看来，一个男孩子能离家修学，是成长的标志，是一件好事。临行前，马季还给儿子讲起了自己当学徒的经历。

　　只有母亲，舍不得独生子小小年纪远游他乡，哭得昏天黑地。母亲哭的时候，父亲也不劝，只让她哭个痛快。但从马东离家之后，马季添了一个“毛病”，喜欢摆弄家里的地球仪：转到北京，再转到悉尼，转来转去，怎么也停不下来，有时还对着地球仪自言自语。

　　其实，在舞台上星光熠熠的马季，回到家里，回到儿子身边，“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爸爸”。他疼爱儿子，却和大部分含蓄、羞涩的东方父亲一样，从不会把情感放在嘴上说。

　　留学这件事，也确实让马东迅速成长起来。　　

　　后来，马东与央视的同事聊天，说起自己当初去留学时，父母砸锅卖铁，凑了3万元人民币，换成1万澳元给他。同事问他：“马老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那么小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，他为什么不多给你一些钱带着。”马东答：“我爸没钱，是你们认为他一定有钱，这1万澳元，就是当时他和我妈的全部积蓄了。”

　　一年后，马东从语言学校毕业，考入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。之后，绿卡拿到了，也毕业了，还找到了一份不错的IT业工作，每天的薪水跟父亲每个月挣的一样多。

　　也是在这个时候，马东人生的机缘巧合出现了。

　　闲暇时，他租来一些台湾的综艺节目录像带看，胡瓜主持的脱口秀节目整个吸引了他。“有如此宽松的平台，让一个人这样放松地自我表达”，马东年轻的表达欲望瞬间被激发了。

　　“我不喜欢计算机这行，转行是早晚的事。”留学8年后，马东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中回国了。此时，他已是27岁。

　　之后，念北京电影学院，而后又成功加盟湖南卫视。马东就这样走进了电视行业。

　　马季在事后说起，“当时马东说想干电视，我也没太当真，心想年轻人嘛，想法总会变的。”谁知，马东是真的喜欢，转了一大圈，他的梦，还在艺术里。

　　“电视是一门显学，而主持文化类栏目却必须要耐得住寂寞”

　　马季的弟子冯巩多年前曾对马东说：“你早晚得干这行。”

　　被言中了。

　　马东说，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，马季是策划人之一，正是在那时，中国内地出现了“主持”这个概念，可以说，大陆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出现，就是从相声演员演化而来的。那时候，大家都管马季叫“马主持”。

　　16年后，马东成了另一名“马主持”。

　　1999年，湖南卫视招聘谈话节目主持人，马东去了，很快加入了《有话好说》栏目。第一次录制节目时，他紧张得心狂跳不止。从紧张到从容，马东与《有话好说》一起走过了八十多期，从样片到制作、从策划到主持，每一个环节马东都尝试去做。他说，这是一个让他“接地气”的栏目，让他有机会去了解真实的社会。与此同时，栏目的收视率一度在湖南卫视名列前茅。

　　不久之后，更多的人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见到了主持人马东。人们没有看到他与父亲同台说学逗唱，倒是在央视三套的《挑战主持人》中见到了似曾相识的胖胖身躯，听到了同样幽默睿智的语言。懂行的人，一眼就看出来，马东是在用相声主持。

　　而这次用相声走的过场，最终带马东走进了《文化访谈录》。这一次，他拥有了与相声有别的主持风格，他书写着真正烙印着自己的思考与情怀的人生。

　　2004年下半年，央视新栏目《文化访谈录》公开招聘制片人。已是《挑战主持人》制片人的马东，成为众多竞聘者中的一员。资格把关，层层筛选，直到尘埃落定，马东终以“百姓视角，文化情怀”的定位，赢得了这个机会。

　　身为电视人的马东很清楚，在当代，电视是一门显学，而做《文化访谈录》这样的文化类栏目却必须要耐得住寂寞，“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”。它的名称宣示了其自身的定位，意味着必须要牺牲一部分收视率，以更沉静的方式去完成它自己的使命。

　　2007年国庆长假期间，《文化访谈录》播出了七期特别节目《于丹·游园惊梦》，为观众讲述昆曲艺术。这次大胆而华美的尝试，在文化艺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，也迎来赞誉无数。

　　于丹曾在接受《解放周末》专访时，对马东满口称赞。即使节目录制期限已迫在眉睫，马东也没有催促过尚未给出演讲思路的于丹，而是安然陪她去香港参加一次昆曲的盛会，听她闲话关于昆曲的记忆，对她说，“这次想不出，咱就下回再做呗”，独自承受着倒计时的重压。

　　这份宽容和淡定，这份对文化的情怀，令于丹很是感慨，很是感动。

　　说起此事，马东淡笑，“没有‘情怀’那么大，我顶多是有点‘文化情结’的人。”

　　被这点“文化情结”牵引着走过了将近4年后，回望来路，马东已深谙《文化访谈录》在央视综艺频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

　　诚如他为《文化访谈录》写的片头语所言：“五千年的文化坐标，我们身在何处；川流不息的文化长河，谁能指点迷津。探访历史往往是通向未来的捷径，面对现实常常要追问文化的起因。”

　　他带着一种对文化的敬畏和对历史的好奇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一一找寻当代文化人物、文化事件在历史坐标系中的位置。“在文化的长河里，用一期一期节目量的堆积，去寻找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在坐标系的哪儿，我自己又在哪儿。”

　　“简单”而“认真执著”地传递一种澄澈而温暖的文化向往

　　如今，《文化访谈录》已被称为中国电视文化第一品牌。

　　自然而然地，我们的话题引向了当下的文化人与文化生存现状。

　　没有“以为”的沉重和焦灼，马东不紧不慢、不骄不躁，有着超乎年龄的淡定。侃侃而谈文化的关注中，并非都是真知灼见，也并不振聋发聩，但一位电视人对文化的关注与深情，已然显现。

　　有人悲观着当前人文精神丢失的现状，担忧着种种文化乱象。“我不同意文化乱象这种说法中的贬义成分，我更愿意把乱理解为一种‘多样’。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越乱就越有活力，乱是宽容的标志，而任何一个大繁荣、大发展的文化环境，都首先应该是宽容的。”

　　有人习惯拿古今对立，感喟今天跟以前有多少不一样，心生不满。“其实我们现在看过去的历史，之所以觉得这么美好，是因为它被压缩了，而在被压缩之后，那些澄清的东西就会闪出光来。真正的历史，一定是清浊共存的，而今天有今天自己的美好与不美好。”

　　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。“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前50年，几乎都没有出现过文化的大师和艺术作品的丰碑，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规律。我相信文化上也有‘富二代’的规律，现在的许多孩子有好的成长环境，没有生存压力之后，他们自然更容易在文化上倾注更多。所以大可不必为现在出不了大师而着急，甚至拍桌子或者悲观。我们只是要期待、要等待大师的出现。”

　　有人担忧，现在的孩子吃的是薯片、用的是芯片、看的是大片，西方文化正在逐渐影响他们的心灵，文化侵略将成为现实。“有这种担忧的人应该去美国吃吃看肯德基、麦当劳，那和在中国的口味完全不同。麦当劳最早被翻译过来叫麦克唐纳，后来使用了台湾地区的翻译‘麦当劳’，当它被改成中文名字时，你就很难再说它是个美国玩意儿了。其实，当你把它当成一种侵略或者战争来看的时候，就已经输了。”

　　对于所处的这个时代，马东觉得庆幸，庆幸自己生逢其时，“能把自己生命的几十年刚好卡在这段历史时期，很幸福。我就是带着这种幸福感，在做《文化访谈录》。”

　　问马东，做了这些年，最喜欢的采访对象是什么样的人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艺术家。”

　　“他们内心干净、直接、有激情，很澄清，让人觉得很可爱。现在能当得起‘澄清’二字的人，不多了。”　　

　　而这一切的喜欢，都来自于父亲马季，一位在舞台上燃烧了整整50年为艺术奉献了一生的老艺人。马东曾说，父亲就是一个“简单”而“认真执著”的人，这也成了如今他对真正的艺术家和文化人的最基本的判定标准。

　　其实，这也正是我们呈现一位电视人写在《文化访谈录》边上的人生的直接理由———“简单”而“认真执著”地传递一种澄澈而温暖的文化向往，为历史的当下记录属于我们的文化表达。